德國應用技術大學的德文名稱分別“Fachhochschule”、“Hochschule”或“Duale Hochschule”等,直譯成漢語是“專業學院”、“學院”或“雙元制大學”,通常被德國高教界統一歸類為高等應用技術大學,與綜合性工業大學和中等職業教育一起構成了德國完整的技術教育和培訓體系。
從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關系的宏觀角度看,應用技術大學為德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過去5年,世界工業化國家經濟危機四伏,德國經濟卻保持著比較穩定的增長。一般認為,工程師在其中作出了最大貢獻。德國現有從業工程師161萬人,2/3畢業于應用技術大學。因此,應用技術大學是德國工程師培養的主力軍。
從教育體系本身來看,德國現有大學生260萬,其中,綜合型大學有167萬,占整個大學生數量的2/3,應用技術大學學生是88萬,只占大學生總量的1/3,卻培養出了2/3的工程師。盡管成立時間短,始創于1968年,但應用技術大學的發展速度在高等教育體系內是最快的。數據顯示,1971年到2000年之間,綜合大學增長的幅度是118%,而應用技術大學則高達173%。尤其是近年來,應用技術大學“雙元制”高等教育模式,即企業和高校的聯合辦學發展更快,被認為是德國近年來以及今后一個時期內高等教育最大的亮點和增長點。
從畢業生的社會待遇看,若以工資為主要參照系,最新統計顯示,在經濟界就業的綜合型大學畢業生年薪是50805歐元,應用技術大學畢業生年薪是50234歐元,二者相差無幾。當然,二者在進入國家公共機關的起步工資級別還保持著傳統上的差距,但目前這一現象已受到廣泛批評。
最新政策顯示,應用技術大學在與綜合大學協作的前提下可以培養博士生,這將進一步發揮其培養應用型高技術人才和開展應用研究的潛力,使兩類大學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基礎上協同合作。此外,政策討論還表明,應用技術大學未來可能有機會和綜合大學一樣參與德國精英大學建設計劃,這將進一步體現兩類學校的平等地位。
德國應用技術大學的主要特色是來自實踐、面向應用、開放協作、立足本地、面向全球;不是理論聯系實際,而是實際聯系理論;不是學科通領辦學,而是實踐和應用引領學科建設;不求知識的全面,而求能力的綜合。
其中,最關鍵的是師資隊伍。應用技術大學的師資隊伍來自實踐,面向應用的特征十分突出。首先是教授,法律規定教授要有5年經濟界工作經驗,而且要有3年承擔領導責任的工作經歷。其次是有大量的兼職教師,他們本身是企業里面的技術和管理人員,到學校里或在本企業內代課或指導學生,其代課量占整個應用技術大學課程的25%。
再從學生方面看,應用技術大學要求新生入校前要有實習經歷,在校期間有一到兩學期的實訓經歷,這些是教學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確保了教學內容和企業實踐密切結合。從課程設置看,應用技術大學不求學科全面,而是當地需要什么,就開設什么樣的學科和課程,如斯圖加特地區汽車工業發達,附近的應用技術大學就設置與汽車相關的專業課程,立足本地。得益于教學各要素來自實踐、面向應用,應用技術大學的教學針對性強、效率高,是高等教育各類院校中“最省錢的”一類。應用技術大學學生畢業率為80%,遠高于綜合型大學的68%。應用技術大學的科研也密切聯系實際,因為沒有博士授予權等限制,教授的科研不可能唯學術、純理論,學校的科研機構也經常與企業或社會機構聯合舉辦。
應用技術大學的組織管理也與社會密切融合。法律要求,其高層管理機構必須有來自企業和其他社會各界的人士參與。
對我國而言,德國應用技術大學主要有4點啟示:第一,制度安排是關鍵,要體現系統性。應用技術大學要從制度設計上和企業、社會密切結合,貫穿到教學、科研和組織管理每個環節。第二,通過制度限制,促進應用技術大學來自實踐,面向應用,與社會經濟開放協作的特色,如限制性規定學校監事會成員中的一部分來自企業和社會,以及不授予應用技術大學博士學位授予權等,即以限制促進其與高校、企業、社會實現制度性合作,保證了開放性,為應用技術大學與校外機構協同辦學夯實了制度基礎和保障。第三是靈活性,從制度上確保應用技術大學在招聘師資和專業課程設置上享有充分的辦學自主權,如可以根據企業需求,以“量身定制”的方式與企業協作開設學士和碩士課程,即“雙元制”高等教育課程。開放靈活的制度安排確保了應用技術大學順應經濟社會不斷發展變化的實際需求,而不是讓實際需求適應“教育規律”,甚至是“教育規定”。第四,要避免把各類高校分成三六九等,更不要從制度上固化不同類別高校的高下之分。要校校平等而不論身份,機會均等而不求同質,使綜合大學和應用技術大學在地位、法律上平等,類別上各得其所、各有所長。
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與德國在應用技術大學領域開展合作,針對下一步對德教育交流,建議以應用技術大學合作為平臺,重點支持我國某一省和德國某一州試點結隊合作,充分發揮應用技術大學與區域經濟關聯密切的優勢,促進兩國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的全面合作。在收獲教育合作成果的同時,為地方外向發展做貢獻,調動地方對教育改革和國際合作的積極性。
(作者系中國駐德國使館教育處原公使銜參贊、現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