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教育領域中,職工教育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理論上來說,職工教育應當鑲嵌在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中,為社會培養從事工業生產的高素質勞動人才;然而現今社會,“接受職工教育”卻成為了競爭失敗的代名詞,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對此,我們需要試著通過對傳統文化的追溯、與人才分流方式的橫縱向比較、以及某些政策對職業教育的影響的解讀來解釋其內在的原因。
職業教育
一
對于工的地位,古人自春秋時代起就有了所謂“士農工商”四大階層的認識,這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里幾乎是一個想當然的真理。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在那之前,“工”在社會上曾是有一些地位的;例如戰國時期著成的《考工記》開頭便記載: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
可見該書的作者,對于“工”沒有任何貶低鄙夷的意思,對工人的技巧也絲毫不以“奇技淫巧”視之;相反,作者將“工”視為六職之一,且認為“工”的誕生源自圣人的創造,顯然是在肯定其社會地位的重要性。
考工記解
然而,隨著不斷完善的儒家人文體系開始成為社會主流思想后,“學而優則仕”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工”的地位便出現了動搖。我不敢說自己了解多少儒家經典的內涵,但是就我在之前學習生涯中閱讀過的內容而言,談及工人和技巧的內容真的是少之又少;故而我斗膽認為,儒家對“勞動”的重視是遠遠不如“學習”的,這就造成了一種社會階層之間的鄙視鏈。
如此兩千年的造化,“工”的地位一落千丈,成為了所謂“下層人的東西”。當優秀的,高素質的人才都向從政或者其他腦力勞動靠攏之后,留下的大多是那些將“工”作為糊口飯碗的受教育程度底下者;于是人們看到的便是“士大夫”光鮮亮麗彬彬有禮,工人灰頭土臉粗糙魯莽,這就使得被觀念逼出來的現實居然轉而又證實了觀念。對于這一點,潘光旦先生曾在其著作《工與中國文化》中有著一段精彩的論述。
他說:“第一流第二流的技能人才,初則因社會的歧視而淪為下賤,繼而因久陷于下賤而逐漸減少,最后能安于技工的分子勢必是一些技能比較微弱,興趣比較薄弱,而情緒也比較粗疏的人……”
最可悲莫過于,這一觀念即使在時代買入工業社會,甚至邁出工業社會后仍然牢牢印刻在每個中國人心中,技校成了“打架斗毆,學習差勁,地位底下”的代名詞;家長們教導子女必須好好學習文化知識,否則要成為低人一等的打工者;并且仍舊把入讀職工學校視為是最后的選擇……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文化觀念之外,也有一些別的原因,對此我們會在后面討論。
二
前面我們論述了“工”的地位在傳統文化的演變和它現今社會中的尷尬局面。但是一個問題不可能在沒有解決的情況下長期存在,或許我們對此尚處于摸索階段,但是古代社會和德國社會卻都有一套比較科學的解決方式??v向比較,自秦王嬴政結束封建制度之后,中國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擁有了同時代最佳的社會結構;如果說在南北朝時,中國社會尚還是門閥的天下,那么從隋唐創立科舉之后的數百年,古代社會一直有一個強大的階層流動工具,使得上一級階層可以長期被注入新鮮血液。
故而,中國宗族制度造成的龐大家庭,在科舉的基礎上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分流方式,即“家庭分流”:讓全部子弟中優秀的幾位選擇科舉這條路,而讓其他的做持家營生。不論晚清的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還是民國的毛澤東、蔡元培等都是在“家庭分流”的基礎上踏入科場的;就拿蔡元培來說,上一輩的蔡氏一門中,兄弟七人只有六叔讀書;而他兄弟三人,也只有蔡元培一人走科舉路線,長兄和二哥都是在錢莊或者實印局任職以料理家事。
橫向比較,德國在人才分流問題上采取的四軌制對分流教育而言可謂圭臬;自從在拿破侖戰爭中戰敗以后,普魯士人就采取了多軌制的教育方式。起初,洪堡結束封建教育,轉向文科中學和職業中學雙軌并行的雙軌制;之后,隨著時代的發展雙軌制向著三軌、四軌制演變。如今的德國采取的是主體中學、實驗中學、文科中學、綜合中學四種學校同時存在的學科模式。
該模式下,德國人很自主地會選擇不同的學校來規劃未來;以職業教育為主的主體中學,職業教育和學術教育并存的實驗中學,以抽象和學術著稱的文科中學,以及目前新興的統一的綜合中學互相獨立地存在與德國社會中;學生和家長們在政府,企業+學校的雙元制教育下有許多道路可以選擇,而非單純的“上大學”這華山一條道。
三
一個世紀前,中國的工業缺資金缺技術,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是聞名全球的世界工廠,第三產業在制造業面前仍然是滄海一粟。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17年中國GDP的構成。在羅列的十大產業中制造業毫無懸念是第一大產業,占了GDP的29.32%。僅次于制造業的第二大產業是批發和零售業,77744億元,占GDP總量的9.4%。
與之對應的是職業教育里學生態度的令人惋惜。在上海的一項對全國十三所職業中學學生的問卷調查中,在回答“為什么選擇職業學校”一問時,有72.2%的學生選擇的是“未能考上普高或本科”。原則上,這是令人費解的:未能考上普高或者本科的人對學習本身應該是不關心的,但為什么還是要會覺得職高是無奈之選呢?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社會地位和社會利益的絕對不均勻;
中國人對“工”的輕視由來已久,對此我們在前文中也有過詳細的分析;時至今日,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理論上的中流砥柱仍然是多數人眼里的下里巴人,這未免令人感到可悲。對此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李強洞若觀火地指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試圖實現工人。農民地位的整體提升的實驗早就做過,但結果不理想。為什么試圖整體地改變社會地位的努力總是經不起的檢驗呢?從社會學社會分層的基本原理看,人們社會地位的上升往往是在分化中完成的……”
把一件復雜的事歸之在單一的原因上恐怕不妥;除了價值觀,我認為計劃生育也是教育分流缺失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職工教育的困境還是由價值觀、經濟、人口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這些因素又牽扯到戶口制度、社會結構等復雜的原因,對這些的解決方案如何,將關系到很多人的未來。